节日起源
事件介绍
大学生在天安门前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一场学生运动，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十月革命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欧洲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巴黎和约”的签订，引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良好的条件。[1] 爆发原因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上海响应北京断而运动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件。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1919年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在这样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其根本原因是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2] 主要经过1919年4月24日，梁启超从巴黎致电到国还我青岛民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3] 4月29-30日，参加巴黎和会的英美法3国代表召开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第156、157、158条)，将德国在山东所攫取的权益让与日本。[3]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总统府智囊机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透露："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3] 1919年5月2日，北京政府以密电通知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可以五四运动签约。外交委员会事务长林长民在《晨报》、《国民公报》撰文呼吁："山东亡矣，国将不国矣，愿合四万万众誓死图之。"北大校长蔡元培将外交失败消息通报学生。[3] 1919年5月3日，北京各界紧急磋商对策。当晚北大学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地点：天安门。[3]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碰头会，商定了游行路线。一些准备以暴力行动惩办国贼的学生写下遗书。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在短暂的集会演说之后，队伍向使馆区进发。行至东交民巷西口，受到巡捕阻拦，学生遂推举代表请求会见4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学生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以公使不在为由拒绝接受。3000余名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见使馆区不能通过，更加义愤满腔，队伍转向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学生们边行进，边宣传，"许多人民看见掉泪，许多西洋人看见脱帽喝彩，又有好些巡警也掉泪"。(《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下午4时许，学生涌至曹宅前。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率先跳入宅内并打开宅门，学生大队涌入，痛打了正在曹宅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遍寻曹汝霖不着，激愤之下，于4时30分左右怒烧其宅。之后军警赶到，搜捕学生，被捕者共32人。[3]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远在郊外、未参加4日行动的清华学生宣布"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1919年5月7日，经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斡旋，被捕学生返校，学生复课。[3] 1919年5月9日，为爱护北大新青年，蔡元培怀着复杂的心情秘密出走。1919年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学生再次总罢课，之后开展演讲、抵制日货、发行爱国日刊等活动，并组织"护鲁义勇队"。1919年6月3日，北京学生因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举行大规模街头演讲，当日170多名学生被捕。次日，北京学生出动比3日多一倍的人数上街演讲，当日700多名学生被捕。被捕学生太多，学校亦征作监狱。[3] 1919年6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800余名被监禁的学生获释。1919年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销曹、章、陆职务。1919年6月23日，徐世昌会见山东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电令陆征祥从缓签字。1919年6月28日，中国全权代表陆征祥拒绝在凡尔赛对德和约上签字。实际上，中国代表由于住所被中国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已无法外出赴会。[1]
成果意义北洋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等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是一次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活动内容
五四核心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国务院总理与大学生共度五四青年节民主、科学”。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现。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5]
节日意义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6]
休假规定法定节日
中国共青团团徽按照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青年节(5月4日)，14周岁以上的青年放假半天”，但这一规定没有明确放假适用人群的年龄上限。2008年4月，经国务院法制办同意，“青年节”放假适用人群为14至28周岁的青年，3亿多青年将于每年5月4日放假半天。此次进一步明确年龄上限后，将有3亿多年龄在14至28周岁之间的青年可以依法在青年节这天享受到半天的假期，感受到社会对青年的关爱。有关解读规定:遇公休日不另补半日假根据国务院公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规定，由于青年节和3月8日妇女节等节日性质相同，都属于针对部分群体的节日，因此，如果当年5月4日赶上周六、周日的公休日，将不另补假期。团中央有关负责人表示，上午还是下午放假并未作硬性规定，由各单位视情况而定。 [7] 青年节上班不享受加班费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和原劳动保障部《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规定，妇女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都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按规定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加班费。只有在全体公民放假的节日，劳动者加班才享受加班费待遇。
设定宗旨
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时候，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决定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又称“五四青年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正式宣布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但并非全民假日，仅14至28周岁的青年可放假半天。(此处存在争议[8] )在香港、澳门主权回归后，五四青年节虽没有成为法定公众假期，但亦在港澳两地逐渐举办了些纪念性活动，如金紫荆广场五四升旗礼。[9-10] 在台湾，青年节则于1954年时改订为“三二九青年节”，以纪念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殉难的青年烈士。
青年划分
中国标准
民国进步青年形象共青团共青团章程第一条对团员的年龄作出了明确规定：年龄在14周岁以上，28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年满28周岁，没有担任团内职务的，应该办理离团手续。这意味着，此次享受假期青年的年龄限制和团员恰好一致。国家统计局统计部门对青少年的划分是0岁至14岁。对老年人的划分标准有两个，分别是60岁以上，65岁以上，但是对青年年龄段没有划分。国际标准联合国曾在一份文件中把14岁至25岁的人称为“青年人口”。
五四青年运动浮雕世界卫生组织44岁以下的人被列为青年;45～59岁的人被列为中年;60～74岁的人为较老年(渐近老年);75～89岁的人为老年;90岁以上为长寿者。
纪念形式
纪念大会
5月4日下午，我校在博学楼一楼117教室隆重举行纪念“五·四”运动97周年暨表彰大会。大会对3个优秀团总支、23个优秀团支部、73名优秀共青团干部、257名优秀共青团员和5家
优秀学生社团、20名优秀社团干部进行了表彰。校党委书记周斯弼，党委副书记、校长郁钟铭，党委副书记傅亚频，党委委员、副校长董明建、黄保红出席大会。校党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党委宣传部、团委、学生处负责人，各系党总支书记、团总支书记以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团员青年代表等近400人参加会议。大会由傅亚频主持。
